从那英杨坤的尴尬看代1议1制1民1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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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简介：（文/倍魄）我们可不可以设想这我想我这样说是有道理的：李宇春可惜，我们看不到《超级女声》与但那种类似总统大选的普选权与直其实，即使没有《超级女声》，因在流行音乐这方面，草根的自信心但另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是，音乐每个年代都有代表它的大俗之歌，所以，电视选秀节目的众口难调是呕哑嘲哳难为听的一些大俗歌曲，99家媒体代表，显然也是来自于经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来但另一方面，在客观上，《超级女在讲究“术”的国度，不受操纵的同样，你别指望所有中国排行榜的有一种制度决定论的观点认为，这至少，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对“即使那英和杨坤真的没有厚待圈内代议制民主比直接民主的好处在于知识分子和专家的不学无术和不能因此，与代议制民主相配套的社会如果不进行文化改造，可以看看菲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不是在网上发所以，从现实力量的角度看，未来



　　（文/倍魄）我们可不可以设想这样的情况：如果没有政策的掣肘，我们还有《超级女声》那样的海选与投票机制的选秀节目与《中国好声音》竞争，那么，两种不同操作模式会分別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
　　

　　我想我这样说是有道理的：李宇春和梁博更应当属于《超级女声》（快男），而吉克隽逸、张玮和张靓颖更属于《中国好声音》。前者是直选式民主，后者是加入了专家意志的代议制民主。
　　可惜，我们看不到《超级女声》与《中国好声音》共时竞争的局面。否则，市场竞争和主动优势定位的原则，会让两个选秀节目既针锋相对，又避免同质相残。前者会主打“年轻”和“草根”，后者会突出“成熟”和“高质”。
　　但那种类似总统大选的普选权與直接投票的方式，在产生了一个李宇春之后就不再被允许了。《中国好声音》放弃了海选，加入了专家导师的修正和培养，也賦予他们类似代议制民主中议员的权力。但這就把专家品位与大众口味的落差和冲突显示出來了。比起张玮，多亮有没有那么差？比起金志文，关从忻挥心敲床睿课什么99家媒体评审给出那么悬殊的投票？他们是在示威，他们是在抗议和角力專家权力，他们是在对他们眼中专家的“偏私”和“不公正”说NO。
　　其实，即使没有《超级女声》，因为互联网技术革命和大众媒体时代的到来，我們随时都可见市场规则下的“全民投票”。你只要去看一下当当和卓越网的图书销量排名，去优酷和奇艺看看视频点击排名。你就知道了大众的口味是什么样的局面。
　　在流行音乐这方面，草根的自信心要健壮得多。即使我強调自己文章只是个人观点，也会惹来很多网友上來就亲切地留言说：“嘿，傻逼，在流行音樂方面你太无知了。让我来告诉吧，……”
　　但另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是，音乐品位这东西像服装品位、阅读品位一样，是分层次而不同的。电视主持人会拿《爱情买卖》来调侃，但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台的电视彩鈴广告会问“你想用这首《爱情买卖》来做你的手机铃声吗？”
　　每个年代都有代表它的大俗之歌，迟志强的《铁窗泪》当年的流行今天看來，比《忐忑》还要奇怪。《小芳》《纤夫的爱》《心雨》《最炫民族風》都不可能成为中国音乐日后的流行经典。但它们确实都有红透大江南北的辉煌。
　　所以，電视选秀节目的众口难调是它注定的命运。电视台唯一能做的就是在目標受众上进行选择取舍。把节目本身做漂亮，把观众人群销售给广告客户的做法是明智的。而像芒果台的天娱公司那样，力图垄断歌手什么钱都想掙到自己口袋里的想法太土暴子了。在充分竞争、市场细分的时代，专心做好自己最擅长的事情是最重要的。
　　呕哑嘲哳难为听的一些大俗歌曲，確实因年代所限会流行一时。所以，引入专家意见和参与的“代议制”模式来进行选秀，就是一种理性的方式。而它背后的市场力量，就是要保证選秀结果与城市白领的音乐口味相契合。加多宝盯着的是这个人群，苏宁易购盯着的也是这个人群。
　　99家媒体代表，显然也是来自于城市的白领阶层。所以，他们手中的權力，代表着《中国好声音》的赞助商和广告商的目标客户――城市白领的选择权。而决赛之所以选择出了梁博，与赛制设计直接相关。现场8万人的投票权，相當于快男快女中全国报名参與的大众评审的权力。不同的权力背后，是不同的市场潜在需求和口味。如果在决赛四人里区分一下，吉克隽逸和金志文更偏白领口味，如果没有8万人投票权，最终的对决会是这兩个人；而梁博和吴莫愁更偏向大众口味。
　　经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来如果说商业选秀有某种民主因素，那也是在商业利益的追求下，由主辦方操控的民主。它的核心是商业，而不是民主。所以，大众需要抱着娱乐化的态度去看待它和参与它。对商业娱乐节目做过分政治化的解读是不必要的。不要加入意识形态，不要看到什么谁唱了“红歌”。
　　但另一方面，在客观上，《超级女声》和《中国好声音》又确实可以看成是中国社会的民主试验。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代議制的民主政治，但它曲高和寡。在微博、博客和论坛上，人们更津津乐道的是可参与、可讨论的《中国好声音》。因此，从《中国好声音》中那英和杨坤的尴尬，我们可以看到未来中国代议制民主可能看到的两个困境：
　　一、操纵结果
　　在讲究“术”的国度，不受操纵的“客观结果”似乎是一种奢望。因为我們总是把利益放在“公平”“公正”“公开”这些原则之上。因为搜索竞价排名能带来商业利益，所以，你别指望你使用百度搜索出来的第一屏里的页面是按“相关度”和“访问量”排序的客观结果。那些愿意掏钱给百度的公司的页面会出现的前面，而拒绝了百度销售人员的公司，对不起，你的页面会比自然排名靠后，甚至消失。
　　同样，你别指望所有中国排行榜的客观性，各种比赛的公正性。因为即使参与竞争的人不去贿赂，握有权力的人也會主动寻租。除了有政府工作人员的钓鱼执法，你以为就没有媒体记者的钓鱼报道？
　　有一种制度决定论的观点認为，这些问题都是制度造成的，也必因制度的完善而解决。而我要说，制度不仅产生恶果，也产生思维习惯和文化气质。制度也许可以一朝兴废破立，但思維习惯和文化气质会在民族性格中沉淀，不是说改就改的。
　　至少，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对“术”的尊崇已經几千年了，现在，它还在电视的宫庭大戏里熏陶着我们一代代的年轻人，同时，也还在被中国企业家们应用在商战中。搞小动作，玩潜规则，这些都与现代自由民主社会的基本价值观格格不入。但现實就是，那些在微博上煲心灵鸡汤的家伙们，在自己的真实生活中，个顶个地都是搞小动作玩潜规则的高手。
　　二、反智主义
　　即使那英和杨坤真的没有厚待圈内的好朋友，即使他们真的没有奉行潜規则（包括听从比赛组织方的意志），公众也不会相信，99家媒体代表也不会相信。在一个充斥被收买现象的社会，在一个金钱带着淫威所向披靡的社会，在一个到处说一套做一套的社会，不信任，不认同，是最基本的社会心理。反智主义，即那种对专家和学者普遍不信任的心态，只是更普遍社會心理的一个局部。但反智主义之所以引人关注，就是因为迷信权威又是一种大众心理现象和需求，在这种情况下，阴谋家又特别容易得逞。他们会迎合大众，并诱导大众认其对手为反智对象，而有独立精神、担当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又偏偏会发出一些违背大众的逆耳之言。
　　代议制民主比直接民主的好处在于，在巨型社会和复杂社会，直接民主既无效率也无操作性。在代議制民主中，理性不可能抛弃专家见解。所以，反智主义必然损害代议制民主的决策质量，进而危害民主社会本身。
　　知识分子和专家的不学无术和不能洁身自好，是中国社会反智主义流行的根本原因。消除中国社会的反智主义，更不是“制度决定论”所能解决的。问题一旦渗入到了文化层面，都需要长時间的努力改造。
　　因此，与代议制民主相配套的社会价值观、思维习惯以及民族性格，我们也都并不具备。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并大声说出来。
　　如果不进行文化改造，可以看看菲律宾泰国的政治乱象，也可以看看台湾和日本的问题，中国的明天可能比他们混乱得多。代议制的自由民主政治我们可以等，但与之配套的社会价值观和文化个性改造，我们不能等，也不需要等。
　　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不是在网上发牢骚、骂政府或者煲心灵鸡汤，他们能做或者更应当做的是担当起文化改造和社会价值重建的责任。犬儒的中国知识分子恰恰抛弃了这份责任，与浮躁的社会同流合污，沽名钓誉。犬儒主义是因，反智主义是果，中国知识分子用自己的犬儒主义，制造着社会和大众的反智主义。
　　所以，从现实力量的角度看，未来中国代议制自由民主政治的困难和阻碍不是草根大众，反倒是投机政客和犬儒的知识分子。